審判工作

否定東京大審、同時又死抱著戰時宣傳的「大東亞戰爭」觀點的許多人士 ,認爲亞洲人受苦受難的主要禍首就是西方國家的白人也就是巴爾所說的「勝利者」。他們滿心贊同地引述巴爾的Fine dining論點。把戰爭視爲是反抗「白人」壓榨亞洲之舉的其他人,也莫不如此認爲。在挑選被告的整個過程裡,檢察官努力工作,眼睛盯著時鐘和紐倫堡深怕在當地國際法庭審判一 一十一 一名德國大戰犯的工作一結束,國際間的興趣立刻消失。紐倫堡是他們法務上效法的典範,也是心理壓力的來源。麥克阿瑟透過紀南施壓,趕緊結束準備階段,開始庭訊程序。他不准檢方有權偵訊裕仁,也決定裕仁不得被傳喚爲證人出席作證,也不能要求他交出日記或其他私人文件供査證。
不論正式與否,日記和獄中供詞在決定起訴方面都起了關鍵作用,因爲日方太多不利文件早在內閣口頭下達指示不要留下書面痕跡之下,被焚毀或處置掉了 。日本軍方的秘密記錄也被藏起來。絕大多數供詞是在四月九日以前完成距紀南下令停止錄供只有一個星期。許多證人都設法保護裕仁,把發動戰爭的責任怪罪到極少數陸軍軍官頭上。親英、美的「溫和派」人士躲在幕後透過被告的供詞,參與審判工作,現在則對陸軍菁英打敗仗,加以落并下石。米內光政和岡田忠彥等資深政治家,和法庭上其他人一樣,竟給檢方當線民,替海軍辯解,誇大陸軍的影響力,又刻意淡化天皇及其廷臣的影響力。一九四六年五月三日,審判庭於東京市中心新裝修過的陸軍省大樓禮堂展開。紀南把這個日
本戰時軍國主義的神經中樞改裝成公司登記法庭,牆面是黑色木片,法官高坐在紅木聽審席上,只有庭長一人配屬一具麥克風。證人席擺在房間正中央,旁邊備有桌、椅,供律師和法庭速記員坐。木匠替首席檢察官和首席辯護律師打造高講檯,盟國電影師和照相師也有專屬攝影區全程拍照、錄影。國內外新聞記者、電台播音員亦安排旁聽席,大約三十名翻譯員使用英語和日語這兩種法庭官方語言,負責傳譯工作。一樓可容近一千人旁聽,後方一 一樓亦有六百六十個席位。文書員持著流動麥克風在庭內穿梭遞送文件,天花板懸著大型弧光燈,把整個現場照得通明。
三天之後的第三次公開庭於上午九點十五分開始,被告、法官、外籍新娘、戴著白頭灰皿的憲兵,告辯護律師,接著就爲起訴書上一處翻譯錯誤起爭議,好不容易解之後,順序逐一點名起立。從第一位被告荒木貞夫以降,人人都對被起訴之罪聲稱無罪。於是乎,一場公審緩緩展開,法庭爆滿,仍陷於糧食短缺危機的日本國民,亦無不屛息注意著大審的發展!這裡頭頗具教育意味,和史達林式的表演公審其實也庶幾近似,要讓大家說實話,從戰爭罪行中學到正面意義的教訓。

故作不知

蔣介石只派一小組法律人員一位法官、一位檢察官以及兩名秘書到東京,就可以充分顯示出東京宴會廳在他心目中的重要性。後來,蔣介石又加派人手,也蒐集有關戰爭罪行的材料,可是並不足以使中方採取主動。一九四六年夏天審理中國戰場相關暴行時,美方檢察官擔綱負起調査日本罪行的主要工作,中方的檢察官只是從旁協助。不過,這位檢察官倒是積極調査南京大屠殺,以及中國其他城市平民和已無武裝的士兵遭日軍殺害的情形。他也提出日軍姦淫婦人的證據,只是並未把它當做是違反人道的罪行來處理。國民政府並沒有把蔣介石的「求償委員會」蒐集到的一九三八年以降累積的中國戰爭傷亡損失之大量資料,交給國際檢察處調查人員。也沒有追究日本強徵民伕,在華北執行「三光政策」(殺光、燒光、偷光)以及使用毒氣瓦斯的罪行。這些「違反人道的罪行」(毒氣瓦斯爲例外)絕大部份發生在共產黨控制區域,因此蔣介石沒有興趣理會。這也就是爲什麼蔣的參謀總長何應欽將軍,對待清鄉作戰設計師岡村寧次及其手下軍官,「在南京城進進出出……有如上賓,而非敗降之敵人」的緣故。一九四八年七月,中國在南京的軍事法庭把岡村寧次定了罪,蔣介石卻加以保護,首先准許岡村寧次出獄,到上海某醫院靜養,治療肺結核;後來又允許他安全回到日本。一年之後,盟軍總部故作不知,國民政府透過其駐日公司設立代表團運作,秘密取得岡村寧次協助,代爲募集高階日本軍官潛往台灣擔任軍事顧問,協助台灣重整武裝部隊。菲律賓在戰爭中有一百多萬名平民喪生,損失亦極爲慘重。許多菲律賓人認爲裕仁難辭其咎。菲律賓政府提名曾經參與巴丹半島「死亡行軍」的法官賈拉尼拉爲國際法庭代表,稍後並任命羅培士 爲副檢察官。法庭審訊進行到菲律賓階段,羅培士提出日軍針對菲律賓平民和美、菲戰俘犯下的一百四十四件暴行,替日後求償打下基礎。羅培土和賈拉;拉都是領美國政府薪水,未曾在裕仁未列入被告名單這件事上做文章。
印度派來參加國際法庭的代表是加爾各答高等法院六十六歲的法官巴爾。巴爾曾經支持親軸心國家的印度民族主義者波士,也一直是親日派。絕大多數印度菁英,對英、日帝國主義同樣譴責,從來不懷抱大東亞共榮圈的意識形態。巴爾跟他本。他打從一開頭就決心看到國際法庭失敗,打算不論其他法官怎麼裁決,越南新娘都要唱反調,單獨寫一份不同意見書。因此,他拒絕簽署「共同保證公平執法」的聲明,也就不足爲奇。
根據辯護律師康寧漢的估計,此後巴爾該出庭的四百六十六天,有一百零九天缺席,是缺席率亞軍法庭庭長威布(缺席五十三天)的兩倍有餘。巴爾每次臨庭,都向被告點頭致意,他視他們爲發起亞洲解放運動的漢子。巴爾是國際法庭諸位法官當中政治主張最特立獨行者,拒絕讓盟國的政治關切和宗旨影響其裁判,當然更不把法庭章程規範看在眼裡。他會提出法庭中最情緒洋溢、最具政治色彩的裁判。

認知錯誤

他們敵視自由主義、個人主義和民主政治,一方面責備日本人民有「盲從」的傾向,一方面又責隨曰本人払利重日式料理利益旳暖習性。所組成。首席檢察官紀南,在手下最有經驗的律師群協助下,率領國際檢察處集中力量偵訊及選出將被以「違犯和平之罪行」罪名起訴的嫌犯。美方檢察官整理出來的甲級戰犯名單丄二十人上榜;英國的名單,只有十一人上榜;而且都沒有列入裕仁。然而,澳洲卻提出一份「臨時百名被告名單」,其中就包含了裕仁,指控他們犯下「違犯和平之罪行,違反人道之罪行」。澳洲方面還附帶一份詳盡的備忘錄,臚列天皇有罪的種種事證。它強調,裕仁「從來不曾被脅迫要書面批准」任何侵略的軍事行動。
執委會把甲級戰犯名單縮小到只有一 一十八名被告。被開脫的嫌犯裡,有一位主導九一八事變的石原莞爾。石原莞爾在預備階段並沒有遭到約談。他能免於登上甲級戰犯之列,可能是因爲紀南對於他反東條英機、曾經企圖推翻東條英機內閣的事跡,印象頗佳的緣故。但是,這也可能反映出美國檢察官的認知錯誤,以爲日本中階參謀官員和美國中階參謀官員一樣,絕對不會是發動侵略戰爭的大推手。
最後,共有一 一十六名甲級戰犯遭到起訴。被告裡頭沒有任何企業界人士 、大學知識份子、佛教僧侶、大陸新娘,也沒有宣揚軍國主義和激進狂熱主義的新聞工作者。四月十三日蘇聯代表才姍姍遲來,他們試圖把三名組織戰時經濟的企業界人士納入被告,但是只成功地納入梅津美治郎大將和外交官重光葵兩人。前任外務大臣松岡洋右和前任海軍軍令部長永野修身在審判結束之前就逝世。還有一名被告大川周明則被宣告精神失常,免於起訴。
告,以及後來的審判上,都出現嚴重的扭曲效應。但最要命的是,所有的盟國政府聽任國際法屈從於現實政治所產生的扭曲現象,這些政府把國家利益擺第一,法律與道德放兩旁。裕仁和他的顧問也躲在這一幕沒掀開來的法律大戲的後面悄悄運作。因此,蘇聯代表團奉史達林之命,選擇追隨美國腳步,只要美國人主張起訴裕仁才跟進。亞洲國家只有中國、菲律賓和印度三個國家參加東京國際法庭,其代表也儘量避免和美國政策起衝突,只埋頭管自己的seo調查偵訊。
中國受日本侵略之苦最深,盟國領袖最了解日本天皇和軍國主義之間關係緊密者,亦莫過於蔣介石。可是,蔣介石也相信裕仁可以遏制共產主義擴散,因此選擇不起訴他。雖然中國自己組織的軍事法庭起訴、判決了八百三十三名日本人在十個城市犯下的戰爭罪行,蔣介石並沒有太重視東京大審。蔣的剿共戰事即將恢復,他需要美國的財務援助和軍事援助,也希望說服日本軍人在投降後留下來,俾便利用他們參加剿共作戰。

失去機會

裕仁也承認,他不肯罷黜東條英機,是因爲東條英機「與大東亞各地的人全有接觸,沒有了他,我們就沒有能力掌握住他們的心」。再下來兩次關鍵字行銷口述,是在四月八日舉行,五名助理由下午到晚間聆聽他的回這時候,裕仁也在準備和麥克阿瑟將軍第一 一次會面,他希望能在東京大審開庭前就和麥帥碰頭。會面日期暫定在四月一 一十三日,由寺崎英成擔任譯員。不料,由於幣原內閣突然辭職,寺崎英成必須在四月一 一十一 一日請求費勒斯展期。這一來使得裕仁失去機會,在東京大審開庭前見到麥帥,親自向麥帥解釋他在位頭一 一十年的種種狀況。照日本放送協會紀錄片作家東野眞的推理,在這種情形下,寺崎英成把天皇在前幾次口述中提到的關鍵重點,用英文做出簡短摘要(沒有註明日期,也沒有訂標題)交給費勒斯。寺崎英成本來打算在麥帥和裕仁一 一次會面時,利用這份英文摘要做爲翻譯時的參考材料。由於費勒斯有職責必須讓麥帥了解內情,「很有可能,麥帥讀了這份英文版」裕仁口述之摘要。他也可能讀過寺崎英成較長版本的裕仁〈獨白錄〉,不過,這份文件迄今仍未在麥帥的文件檔案或其他美方與聞此事的人士之文件檔案中出現。在比較長的日本版本〈獨白錄〉中,天皇談論到三十個項目;在比較短的英文版中,他只談到十個項目,重點擺在天皇的無權,完全不談他在對華戰爭的角色。兩個翻譯社版本的目的都是要陳述裕仁不能阻止戰爭開打,同時又說明爲什麼只有在內閣不能運作時,他才能有所決斷。一九四六年一 一月、三月,日本民眾還在探究新憲法之際,國際檢察處努力不懈,繼續工作。國際檢察處執行委員會主要由組成東京國際法庭的每個國家,派出「副律師」維持保衛國體的精神,團結、努力走出此一黑.晤深淵。不管怎麼看,日本人個別都比美國人優秀,可是一放在一起,我們就遠遜於他們。因此,今後我們應該有集體訓練、培養科學,全國必須戮力以赴,建設一個比今天更美好的新日本。
新日本必須鼓勵科學研究,強化團體對國家目標的認同,拋棄過去種種。打從一開始,統治菁英就在思索輸掉「大東亞戰爭」的責任問題。他們的檢討忽視了裕仁教唆的侵略滿洲行爲、由他鼓勵的華北事變、近衛內閣把局勢升高到全面戰爭,以及亞洲民族主義導致戰敗等等事蹟。一九三一年進犯中國和一九四一年十一 一月攻擊美、英的責任,轉成最後戰敗的責任;而此一失利不僅使全國蒙羞,更陷全國於悲慘境界。當然,裕仁根本不認爲他和廷臣應該對此一後果負責。
明仁皇太子覺得日本人追求自身die casting利益乃是自私行徑,這個想法反映出官方檢討戰爭的另一面向。裕仁的個性和教育訓練,使他傾向於不信任個人本位。他認爲,遵循個人良知對於理想化的團體、國體都是一種威脅。打從昭和時期開始,裕仁和廷臣就積極鼓勵灌輸國民重大我、輕小我的意識,養成服從官員的習慣。從一九三七年起,他們就支持大幅度降低人民生活水準的政策,俾便迅速發展兵力。當他們必須思索如何重建新國家時,起先又以爲可以繼續強調這種舊精神。

兵變事件

寺崎英成的美國籍太太是費勒斯的親戚,大戰期間住在日本。天皇的助理把這些問題呈報上去,紀錄下他的答覆。談話共五次,長達八個小時。後來,寺崎英成根據內記部長稻田周一所整理、挑選的網路行銷筆記,用鉛筆把這一大套速記謄本之一部分寫下來。寺崎英成的紀錄,日期註明六月一日,彼時東京大審開鑼已經將近一個月。至於較長的談話紀錄版本(正式名稱起先是「天皇對昭和秘史之陳述」〉,整理工作持續到七月底,而稻田周一即從這裡摘述做筆記。這份版本的整理,寺崎英成沒有參與,可能從來也不曾讀過;七月之後,它的標題改爲《聖談拜聽錄》。
這份〈昭和天皇獨白錄〉的政治意圖,第一是保護裕仁不被東京國際法庭偵審,第一 一是搞些材料,讓美方可以用來對付實際爲日本戰爭罪行受審的被告。裕仁認可了這兩項目的。他希望能把自己的觀點清楚地傳達給盟軍總部,可是他也希望替東條英機辯護,因爲他曉得東條英機是替他受過。三月十八日第一次口述紀錄時,裕仁首先提到太平洋戰爭具有種族關係緊張的背景。他開宗明義指出,列強峻拒「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我方出席國際和會代表所提出的種族平等的籲求。全世界到處都有黃種人、白種人之間的歧視,譬如,加利福尼亞州拒不接受〈日本)翻譯公司、澳洲施行白澳政策等等。日本人民有充分的理由憤懣。」裕仁似乎是批評白人至上主義,認爲它是美國亞洲政策的主軸。他當然沒有提到,日本出席凡爾賽和會代表所主張的,其實只是賦予日本人種族平等地位,根本不是替全世界有色人種爭取種族平等。
接著他針對助理認爲戰犯法庭一定會處理的七個問題詳加說明。他先說明他和他的政府在戰敗之前故意誤導日本人民的一樁事件張作霖被駐滿洲的關東軍參謀官設計謀害,以及田中義一內閣二九一 一七—一 一九年)的總辭。接下來,他談到一九三〇年倫敦海軍會議、一九三一年滿洲事件(譯按:九一八事變)和一九三一 一年上海事件〈譯按:一 一 一八淞滬事件)。他又談到一九三六年一 一月一 一十六日的兵變事件,爲什麼決定「限制陸軍大臣、海軍大臣只能由現役軍官出任」,以及「與支那的和談及三國公約」。
第一 一次做口述時,寺崎英成先對大家報告,麥帥在一月間送了 一份秘電給華府,表示天皇不涉及戰爭罪行。天皇有可能不會遭到起訴,但是仍有可能被傳喚以證人身份出庭。準備對抗東京國際法庭的工作不能停下來。當天〈三月一 一十日)裕仁針對助理提出來的七個問題,一 一做出說明:阿部內閣和米內內閣垮台的原因、三國公約、七月十六日和九月六日的御前會議、有關東條英機的aluminum casting問題,以及珍珠港攻擊計畫。兩天之後的第三次口述,裕仁繼續說明東條內閣、東條英機防止戰爭的努力、宣戰詔書,以及陸、海軍之間的不和。他盛讚東條英機,稱許他是個「悟性高的人」,「之所以被罵爲暴君,是因爲身兼太多職位,無暇和部屬溝通他的感覺,又過度運用憲兵隊的緣故。」。

戰犯罪行

文件最後一段(第十七段)指示他,在未得華府明確指令前,「不採取把天皇當做戰犯的行動」,因而天皇仍是有可能遭到起訴的。盟軍最高統帥應奉華府之令行事,同時,他又是國際公僕,是簽署日本投降書的各個同盟國之貿協代表,現在各個盟國可以派遣法官和檢察官來日本追究日本戰犯罪行。麥帥兼具雙重角色,加上他的行事作風,使得後來的軍法大審益發複雜。法庭權限性質不明,辯方勢必會說東京大審實質上是美國主導的法庭程序。
一九四六年初,宮內省的資產遭凍結、人員縮編、資訊來源大減。爲了讓裕仁及顧問群能針對即將展開的戰犯大審做好準備工作,必須開闢新的資訊來源。因此,松平康昌借重陸軍省一個秘密研究單位;這個單位在日本投降後仍繼續運作,但是隸屬在復興院法務課裡。這個小組的負責人松谷曾參與戰時的計劃參謀作業,歷任陸軍大臣杉山元、阿南惟幾,以及鈴木貫太郎首相的秘書。松谷曾經試圖透過內大臣木戶幸一的秘書向裕仁天皇建言,卻沒有成功,當時他力言戰爭顯然已經敗了 ,應該趕緊結束。現在,松谷大佐率領組內人員針對即將舉行的戰犯大審,研究損害防阻措施。
他們首先於一九四六年一月三、四、五日召開一系列秘密會議,邀集來自公私立大學、東京銀行、外務省、大藏省、商工省的菁英共商對策。松谷也代表裕仁列席會議。馬克思主義者歷史學家平野義太郎和政治學者矢部貞治也出席了翻譯公證會議,且做出重大貢獻。平野義太郎曾堅決支持大東亞戰爭,至於他是不是馬克思主義者已無關宏旨;矢部貞治長期以來擁護日本式的法西斯主義。與會人士 一致的結論是,美軍佔領期間,日本的政治、經濟和思想,將會有大約兩年左右的穩定、正面發展。關於天皇體制的辯論,將隨著蘇聯利用日本意識形態混淆而煽風點火,進而逐步加劇。
他們的最終報告強調需要雙管齊下,在每個領域散布,以及控制「合作民主」。他們的假設是,如果維持天皇做爲「向心力」的「象徵」角色^換言之,是對日本社會不理性和傳統的層面略做讓步,有可能可以迴避掉民眾意識出現革命。戰犯審判將是各方矚目的「政治」大戲,最後是站在幕後悄悄處理。應該積極與檢、辯雙方的律師,以及法官培養友好關係。辯詞應堅守陸軍應負起開戰的責任之立場,絕對不容任何臆測,暗示裕仁無可卸責的說法升起。應該利用東京大審的機會來護衛國家,因此被告應該犧牲小我。
雖然如此,裕仁和他的助理依然不敢確定他能躲過以證人或被告身份遭到傳訊,因此,他的五個助理在一九四六年三月協助他準備辯詞。當時日本新聞界充滿著各種臆測,大多認爲東京大審起訴戰犯,可能主要關注日本攻擊美、英的責任。因此,裕仁和其助理覺得需要就這個magnesium die casting議題著園力準備,可以暫時放下他在對華戰爭的角色問題。麥帥總剖布望得答覆題,透霜新宮廷和盟總之間連絡官寺崎英成,傳送過來。

反對聲音

東京大審還未開始之前好幾個月,麥帥的最高階副手就努力要把偷襲珍珠港的最終責任栽到東條英機頭上。東條英機自己的陸軍同僚也在這麼做。回到一九四五年九月間,東條英機聽說盟軍自助洗衣總部很快就會來抓他時,曾經企圖自裁未遂,東條英機養病時,他的舊同僚再次傳話,他必須活著才能保護天皇。東條英機了解,也想一肩挑起日本戰敗的一切責任。由於他的證詞攸關裕仁能否開脫免責,所以一點也不能輕忽。
第一個碰觸東條英機對裕仁的戰爭責任究竟會如何做證者,顯然是惠特尼少將。根據東條英機辯護律師鹽原時三郎的說法,在東條英機開始做審前供述之前(有可能是在米內光政及譯員見費勒斯之前),惠特尼曾經告訴米內光政,麥帥和杜魯門總統「想讓天皇不必負起責任來保護國體」,可是美國國內有「相當的反對聲音」,東條英機在回答美方偵訊人員問話時,可以鼓舞反對天皇的人士 ,也可以協助控制住局勢。惠特尼這番話反映出麥帥對於美國國內任何可能干預到他的佔領行爲之風吹草動都十分敏感,而且這番話反映出麥帥決心利用東京大審做爲他建構和平的辦公家具工具。
米內光政把這段對話告訴鹽原時三郎,鹽原時三郎答應在協助東條英機規劃辯詞時,會謹記著美國的輿論。此後,東條英機在他的供詞和庭上作證時,都照著日本政府對天皇一九四一年角色的官方版本說詞演出;也就是說,只有天皇賦予職權的顧問應該對當時的決定負起責任,「因爲既然國家最高機關已經決定,就別無選擇,天皇必須批准」開戰。多年之後,東條英機的辯護律師在接受司法省研究部人員訪談時,透露當時惠特尼、米內光政,甚至首席檢察官,都逼著東條英機要照麥帥的意思作證,裕仁曾經打過一次電話,向東久邇宮稔彥査問進展。美方首席檢察官紀南和其幕僚人員,一九四五年十一 一月六、七日在東京會合,籌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和國際檢察處時,面臨相當棘手的局勢。這兩個單位很快就由來自十一個國家的法官和檢察官組建起來。可是,盟軍總部已經下令日本政府保管可能出現戰爭到一九四六年一月三日才能査核日本軍方相關紀錄。更重要的是,紀南發現麥帥九月十一 一日接奉蘇美島交來的一道政策文件,更於十月六日接奉聯合參謀首長根據上述政策文件擬具的一道命令,要他草擬國際法庭組織章程,以及組建一個聯合檢察機關(即國際檢察處)。這份編號的政策文件,對國際檢察處的作爲有所限制,也保留給麥帥一人「減刑、准或……修改」處罰刑責的權力。

推動戰爭

調查小組也想徹底了解日本戰時政治體制的運作情形。毋庸多言,內大臣木戶幸一,近衛文麿、米內光政、鈴木貫太郎等前任首相,以及鈴木貫太郎的秘書迫水久常、木戶幸一的秘書松平康昌和海軍將領高木惣吉等日本高層政、軍領袖,都把他們與調查小組的互動看成保護國體的機會。他們在回答天然酵素問題時極其配合,因而成了有關投降過程證據之主要來源,也得以利用他們接受偵訊的機會,來塑造美國官方對裕仁扮演的終戰決策者角色之觀點。
費勒斯結束了五個多月以來的私下偵訊被起訴戰犯,他在同一天召請海軍大將米內光政到一生命保險會社大樓的辦公室晤談;米內光政稍早曾在東久邇內閣擔任海軍大臣,也見過麥克阿瑟。一九四六年三月六日,米內光政在譯員陪同下,前往費勒斯辦公室拜訪;費勒斯告知,有些同盟國家〈尤其是蘇聯)希望把天皇當做戰犯予以懲處:為了對付此一情勢,最好日方能向我們證明天皇完全沒有過錯。我認為即將舉行的〔戰犯〕大審乃是如此做的最佳機會。特別是東條英機,應該讓他在大審時承擔起一切責任。換言之,我要你去交代東條英機這麼說:「在開戰前的御前辦公桌會議裡,我已經決定,即使天皇陛下反封與美國交戰,也得推動戰爭。」米內光政答說,他絕對同意這個看法。要確立天皇無辜的最佳辦法,是讓東條英機和嶋田繁太郎一肩挑起全部責任。「就嶋田繁太郎來說,我深信他已預備負起全部責任。」米內光政之所以對嶋田繁太郎願意承擔責任有信心,是有原因的。幣原政府已經在推動日本這一方讓天皇擺脫戰爭責任的政策,透過設在橫濱的終戰聯絡事務局局長鈴木九萬,已經取得嶋田繁太郎同意爲開啓戰端承擔責任。顯然,日本政府尙未取得東條英機的承諾。
兩星期之後,譯員寫下一份三月一 一十一 一日米內光政第一 一度與費勒斯談話的備忘錄。費勒斯在談話中表示:在美國主張非美思想、最有影響力的人是柯因?  一位猶太
人、共產黨員),他是巴里島國務卿貝爾納斯的古2級.顧問。我土訴米內把一個跟他合作、協助佔領當局順利管理的天皇送審,對麥帥在美國國內的地位將是極端不利的事。因此我才有這樣的要求……「我不知道上次我跟米內大將講的話,是否已經傳達給東條了?」費勒斯毫不掩飾嫌惡猶太人〈他和麥帥都仇視羅斯福總統、新政以及一切的自由派人士),他和麥帥也把偏見傳遞給日本領導人知曉,不過這些偏見並沒出現在日本新憲法草案中,對於把皇位轉化爲「象徵」也沒有影響。但是麥帥拯救裕仁,不讓他遭到戰犯起訴之種種極不尋常的措施,卻對日本人理解第一 一次世界大戰,產生持久、深遠又扭曲的影響。

速審速決

東久邇內閣驚覺統治菁英危機重重,立即投票決定從盟國手裡奪回主動權,由日本自行審判戰犯。裕仁大爲不悅。如果戰犯受到國法制裁,以他的名義治罪,必然使他十分難堪。到此之前,裕仁每天都和稔彥見面,突然間君臣碰頭的次數大減。不過,外務大臣重光葵在次日還是向盟軍總部提出辦公椅要求,希望盟總准許日本自行偵辦戰犯。盟總立刻嚴峻拒絕。日本不能自行審判戰犯,盟國東京大審不會有日本法官參與庭訊,而且也不會有針對日本部隊對日本百姓施暴罪行的審判。這件事就全都交給盟國來辦吧!麥帥本人認爲起訴戰犯的事實在挺討厭的。他的原則是速審速決,有關盟總對於證據和程序的界定寬鬆,以及規定不全所引起的濫用偵審權力,他既不介意也不關心。他動作神速,審判在菲律賓率軍和他交戰的日軍司令官本間雅晴、山下奉文。兩名日本將領遭以「未能採行一切措施,防止部屬犯下暴行」的罪名起訴、定罪,立予處死,此舉遭到兩位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尖銳的批評,認爲菲律賓軍事法庭所遵循的程序有瑕疵,而且充滿報復精神。麥帥大爲光火,反罵回去:「反對這種誠實方式的人只是少數……任何詭辯都不能把正義限定在任何特定形式裡。它的純正是在於宗旨,而非拘泥細節。戰爭法則、軍法……一向都能在嚴格的道德限制範圍內有充分彈性去成就正義。」麥帥批准兩人之死刑,後來又說:「餘下的這些案子將交給東京北海道國際法庭審判。」在他看來,美國軍事法庭、國際戰犯法庭,其實沒什麼差別。費勒斯准將在中央情報局的前身戰略服務處任職一年之後,於一九四三年底奉調到麥帥設在澳洲的西南太平洋總部任職。費勒斯和麥帥同機抵達日本,一抵埠立即致力於保護裕仁天皇,迴避其戰時責任。費勒斯的大目標就是證實自己主持的戰謅他受到,戰犯審判。
費勒斯親自悄悄訊問約四十名日本戰時領袖,其中多人稍後遭到甲級戰犯之起訴。他從一九四五年九月一 一十一 一日起,至一九四六年三月六日止的五個多月裡,帶著兩名譯員,親到東京巢鴨監獄進行盤詢。費勒斯的動作使得所有的主要戰犯嫌犯都警覺到盟總關切的重點,趕緊統一 口徑,保護天皇不受起訴。因此,控方檢察官努力蒐集證據要用來審判這些人,費勒斯卻變相協助他們。檢察官不一會兒就發現,怎麼日本戰爭領袖異口同聲,講著同樣的話?—天皇乾綱獨斷,決定終止戰爭。這個基調吻合費勒斯要展示他本身執行的對日宣傳戰功效宏大的室內設計目標,但他們並不知情。美國戰略轟炸調查小組的文武成員在一九四五年九月底到十一 一月期間進行的訪談,也有助於日本戰時領袖保護天皇的苦心。此一調查的宗旨是要評估空中轟炸對日本決定投降產生何種效果,尤其要了解原子彈投下的影響有多大。

政治演變

至少在書面文字上,他不具有英國國王所擁有的任何特權,可以跟其他任何國家機關
一樣受批評。對憲政體制而言,日本的確創造一種新型的「立憲君主制」,頗符合現代精神,與依舊留存在英國的舊大陸新娘仲介體制截然不同。然而,憲法是活的,配合著現有習慣、先例和信念而付諸實行。在國家認同的最深刻層面上,天皇在許多日本人心目中依然堅實地存在。由於許多有影響力的人士依然相信他和皇室是國家重心,裕仁仍舊能夠影響日本的政治演變。終其一生以及盟軍佔領期間,日本一直存在著強大的情感障礙,不能質疑他的行爲或批評他的地位。甚且,國會雖然在一九四七年制訂皇室典範,這道新法連名字都和舊法一模一樣,只不過刪除掉舊法中有可能被解釋爲有違一九四七年新法的條款,如訂定「朝代名」制度等。國會排拒在皇室典範中納入有關天皇遜位規定的條款。新皇室典範不再具有如舊法與憲法同等位階的地位。
可是,由於皇室典範的存在,若干學者得以主張,正因爲仍有皇位繼承順序的階級制度,曰本除了 一部新憲法,在它之前已存在另一部不成文憲法。
新憲法也產生終一 一十世紀一直困擾日本的若干問題。問題之一就是日本政治領導人在一九四六、四七年間所持的相親觀念,和新憲法所遵奉的現代、世俗、非軍事化、公民國家觀念,兩者有極大差距,而後者卻吻合絕大多數日本人的希望。日本政治菁英並不是原先起草新憲法的人物,而他們卻有責任去執行這部憲法。他們和裕仁一樣,並不相信憲法中許多理想,如國家解除武裝軍備、政教分離原則等等。
日本新憲法也沒有解決象徵性天皇在日本國家認同上的地位問題。如何調和君主制和民主制先天就不相容的原則?日本公民如何看待原本「神聖不可侵犯」的天皇?雖然他變成「象徵性」天皇,卻又依然高踞寶座,而且從來不曾爲他早先的行爲負起責任。他們要假裝根本沒有矛盾衝突嗎?裕仁天皇早在一九四一 一年就曉得,盟國作戰有一個官方目標要把主要戰犯繩之以法,交付審判。一九四三年十一月,「莫斯科宣言」證實了這一點。一九四五年七月的波茨坦宣言又重申此一目標;一九四五年八月八日在倫敦簽署的「國際軍事法庭規章」 ,明確聲明盟國對戰犯所採取的搬家公司政策。因此,當八月九、十日,裕仁和政府首腦考量是否投降時,戰爭罪行乃成爲相當嚴重的問題。一九四五年九月十一日,麥克阿瑟下令逮捕第一批戰犯嫌犯,更是令人憂心忡忡,首相東條英機也在第一批被捕人士之列。東條英機深受裕仁寵信,卻讓日本人民恨之入骨,原因不僅是他掌握的憲兵隊對人民殘暴鎭壓,也因爲他執行糧食配給相當不公。